著作

1.李向振：《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简介：《民俗学基础理论建设丛书》立足于民俗学科基础理论建设，遵循原创性、权威性、适用性原则，对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共计12册。本册为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全书系统闻释了民俗学基础理论概念、为什么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及怎样开展具体理论研究、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路与历史脉络、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方向、有关民俗学研究的一些学术关键词，以及进行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些学术资源等。本书较全面地概括了民俗学研究领域百余年来的理论研究进程，旨在为读者建立一套有关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基础知识体系，同时通过对近二三十年中国民俗学者在探索本土化理论上作出的贡献及研究策略的呈现，为读者提供一些从事民俗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和基本框架。

学术论文（中文期刊）

1.尹辉煌：《人文化成:论费孝通早期思想中“人的因素”》，《人文论丛》2025年第1期。

摘要：费孝通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长期被研究者高度关注,大部分既有研究认为费孝通的早期研究“只见社会不见人”。本文尝试以费孝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社会变迁的思考为切入点,证明其早期便已充分注意心态与文化的重要性。在对传统农业中国的理解中,费孝通一方面尖锐批评自私、保守的国民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文明重建的伦理资源。费孝通对江南蚕丝业和西南工业的观察侧重于“人的因素”,尤其强调文化失调和社会解体的危机。在费孝通提出的乡土重建方案之中,乡土工业和乡土复员分别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农民问题”和“担纲者问题”。费孝通继承了人文化成的传统,其方法论自觉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自觉相联系,其反思往往是“把自己当做方法”,展现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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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芳：《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经营与乡村建设内卷化——基于浙东T镇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考察》，《咨询与决策》2025年第1期。

摘要：乡村建设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实践中，乡村建设呈现出明显的经营性特点，基层政府与村干部形成以项目为核心的合作经营模式，以回应乡村振兴的政治目标。然而，作为经营主体的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基于各自的私利性诉求形成的经营行为逐渐瓦解了乡村建设的公共性价值，乡村建设陷入内卷化困境，集中体现为资源投入与效益产出不匹配以及乡村建设的形式与实质分离。结果，村庄经营不仅偏离了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而且造成村级治理脱嵌、农民主体缺位、村庄治理私人化等后果。破解乡村建设内卷化困境，需要警惕乡村振兴的经营化取向，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和因地制宜原则，注重发挥农民主体性，尊重村庄发展的现实基础，真正形成与农村社会相适应的乡村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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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汉清：《肯定的反思性及其行动者网络——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ANT解读》，《科学与社会》2025年第2期。

摘要：以引入非实体行动者（Non-corporeal Actants）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为方法，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中自我否定的科学性悖论展开分析。针对布迪厄理论中“反思性”既需解构科学性话语、又需保证科学合法性的内在张力，揭示了其通过转译策略构建网络的实践逻辑。认为反思社会学中的反思性并非否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这为理解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话语建构提供了新视角，例示了批判理论中解放承诺与科学主义的复杂互动，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全文链接： 见《社会与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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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雅馨：《跨越科层边界的重组：制造业劳务外包模式的运行机制》，《社会》2025年第2期。

摘要：劳务外包模式打破了科层与市场边界分明的既往认知，展现了兼具科层与市场特征的新型网络组织形态。本文站在参与劳务外包模式的工厂立场，探究跨越科层边界的重组何以发生。研究表明，工厂在开放科层边界的基础上与劳务公司重组为十字交错的网络组织。一方面，科层打开了纵向整合机制，从混岗安置、岗位调整、人员筛查三方面设置人岗匹配的用工协调制度。另一方面，科层开放了横向延伸机制，从试工权利的有偿开放、退一补一的无缝运作和工期结束的分类安排三方面构建进出有序的临时用工环境。由此，制造业劳务外包模式具备了可控的灵活性特征。与此相对，一个被控的灵活就业群体也被生产出来，成为制造业应对用工不确定环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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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新成：《“接力式家庭”:韧性与压力》，《人口与社会》2025年第2期。

摘要：基于全国多点调研，发现当前农民家庭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接力式家庭”模式。我国农民“接力式家庭”普遍具有双重发展目标，即城镇化发展目标与子女教育发展目标。在双重目标牵引下，传统家本位伦理向“新家庭主义”伦理演变，为家庭接力式发展提供伦理动力。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则为“接力式家庭”的维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接力式家庭”在强家庭责任伦理驱动下实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高度整合，采取代际与性别之间的策略性分工来实现家庭双重发展目标。“接力式家庭”的生成体现了中国农民家庭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韧性。然而，“接力式家庭”亦面临经济压力增大与发展风险加剧、夫妻与代际关系产生危机等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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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德文：《制度自信与中国式“赢学”》，《东方学刊》2025年第3期。

摘要：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便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式“赢学”的基本理念和主张可谓与“四个自信”的精神内涵十分契合，有其理论逻辑和现实观照。一、制度自信：中国式“赢学”的缘起某种意义上，“四个自信”可以看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种确证。在此之前，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甚至中国模式的讨论。

全文链接：见《东方学刊FDU》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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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桐月：《集体经济资源输入与村庄主体性重建：制度比较与实践机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5年第3期。

摘要：基于四川省成都市D县古城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案例，采用案例分析与制度比较方法，实证探讨资源下乡供给村庄公共品过程中农民客体化困境的解决路径，并对比不同资源输入方式的制度差异及其在激活村庄主体性方面的效果差异。结果表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一种资源输入的间接利用方式，通过制度设计在资源获取和分配环节有效拓展村庄的自主空间，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能动性。相较于项目制和公服资金模式，集体经济模式在资金使用效率和治理效能上具有显著优势，有利于激活村庄主体性，破解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和解决基层组织悬浮问题。据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集体经济在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和提高公共事务社会参与方面的发展导向，在经验借鉴基础上探索更多灵活有效的资源输入方式。

全文链接：见《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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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任亮亮、贺雪峰：《迈向村社养老:农村老龄化问题应对模式比较与优化路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口学》2025年第3期全文转载（原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未富先老”的重大挑战。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老龄化、少子化叠加城镇化发展,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弱化,农村老年人养老呈现出社会化和市场化两大趋势。如何妥善处理乡村养老问题成为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多地调研发现,实践中存在的养老模式包括个体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国家主导型。从资源-成本-风险角度来看,以浙东为代表的部分地区通过行政引导和集体统筹,探索出在地化、低成本和可持续的集体主导型养老模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效益积累。启发学界研究者和相关部门应该明确农村养老事业的基本定位为迈向均衡化的村社养老,其可行路径是村庄、家庭、机构与群众多元主体的参与,村庄资源、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整合嵌入以及行政保障、组织形成与监督引入等制度供给,这也为农村地区的养老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式方案。

全文链接：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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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雪峰：《中国现代化的三轮驱动、基本原则与重要关系——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4期。

摘要：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是处理好稳定、发展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三者不可偏废。中国现代化应当同时在“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个方面发力，通过三轮驱动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农业和农村对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作用。同时，将农村和农业当成社会体制，以保障城市市场体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构架及进退自如的应对空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全文链接：见《社会学会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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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凯萨尔·喀斯木：《镇域空间再造：偏远山区农村就地养老实践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4期。

摘要：科学地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可以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背景下，整合多种资源在村庄内开展就地养老被认为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中国式路径。然而，已有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就地养老的空间单元和前提条件，也没有更好地关注到偏远山区农村就地养老困境，缺少整体化的空间视角和老年人本位的生活视角，对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多样性、日常性、生活性认识不足。文章以福建多个山地乡镇养老实践为例，结合空间生产理论，发现：发挥集镇的空间枢纽功能和乡镇政府的组织统筹作用，上移就地养老的组织单元，盘活集镇闲置房屋实现镇域养老空间再造，能够推动养老服务的“政府—乡村社会—老年人”多元协同供给，营造生活化的互助养老生态，提升国家资源使用效率，彰显乡村社会与老年人主体性。

全文链接：见《互助型社会养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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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柱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户主体性——基于土地流转的一个分析框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4期。

摘要：土地流转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关系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户主体性。基于对中国中部典型县域农村的调查，表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小农户和“中农”占主导，农业经营体系朝向“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农户主导土地流转秩序是多元力量共同促成的，需要统筹考虑农户、地方政府和国家在土地流转中的态度与得失。尤其是国家近年的农地制度与政策安排发挥了政治上的决定性作用，抑制了过度或无序的资本下乡和农户争地。农户主导土地流转稳定了农业经营体系，有效解决现阶段基层农村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立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以为当下农地制度改革尤其要注意土地流转的方向与机制，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核心主题是从政治上保障普通农户在农业经营体系的中心地位，筑牢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政治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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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凤：《行政激活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以中西部地区B村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4期。

摘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学界提出的行政论、自治论难以回应此问题。B村以行政激活自治的模式有效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国家向村庄输入资源并交由村民自主分配，资源分配自主权的获得，重建了村民与村庄社会的利益关联，激活村民参与的主体性。村内基于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形成契合村庄实际需求的人居环境治理方案，并借助社会性权威、社区舆论等内生性资源降低制度运行的监督成本。最终使国家资源与农民需求有效对接，激活村庄治理的主体性与公共性，构建兼顾规范与效率的现代化简约治理体系。当前，国家治理正转向农民生活治理领域，以人居环境为代表的非标准化小微公共品供给，应兼顾行政与自治优势，以行政资源激活村庄自治，促进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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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波：《基层治理中的群众路线：历史脉络、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摘要：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贯穿于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变迁下，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群众路线出现服务泛化、资源消解自治、技术替代动员等偏移现象，从而造成了私人利益诉求膨胀、农民客体化和基层自主性弱化等治理困境。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是对群众路线的片面化和简单化理解：一方面，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理解为“为顾客服务”的市场化理念，从而忽视了政府服务的目标是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私人利益，忽视了群众工作既要组织和动员群众，又要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将资源和技术视为取代群众路线更好地完成行政目标的现代化手段，忽视了群众路线是资源调动与人心治理的有机结合。在基层治理中找回群众工作，必须挖掘群众路线所蕴含的本土特质，结合当前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创新各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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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炜、梁和阳：《产消协同下的社会责任消费——以剩余食物盲盒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摘要：购买剩余食物是社会责任消费的体现。消费具有表层经济理性下“物”的流动与深层价值理念的彰显两个维度。本文以剩余食物盲盒为分析案例，提出“产消协同”的社会责任消费框架，分析剩余食物消费落实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发现：在表层包装上，盲盒外衣将商家产品理念融入消费心理中，促成经济理性下剩余食物的流动；在深层价值观念上，惜食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现代公民伦理存在融合之处，统一于平台绿色消费框架；作为数字中介，平台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鼓励绿色消费习惯。在社会责任消费中，需要从经济理性和文化价值观念两个维度推进产消协同，注重多元主体的整合，同时挖掘传统美德与现代伦理价值之间的融合点。同时，对“剩余食物盲盒”也应注意未及时食用、存储不当、包装不规范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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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新成：《教育主体缺位与乡村初中隐性辍学治理研究》，《当代教育论坛》2025年第5期。

摘要：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当前义务教育阶段“显性辍学”现象已大幅减少。但是，通过在全国多地乡村初中调研发现，近年来“隐性辍学”现象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当前，乡村初中隐性辍学学生可分为四类：课堂上的游离者、学校秩序的破坏者、游荡在县乡社会的“街头混混”以及遁迹于虚拟世界的“网瘾少年”。乡村初中隐性辍学学生的产生主要源于家庭、学校、村社及政府等教育主体的缺位。研究提出，应通过建立家校政社协同育人体系以有效治理隐性辍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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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仇叶：《城市更新中的土地开发权与产权变迁——基于广东、浙江两省半城市化地区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浙江与广东两省的半城市化地区采取分化的产权路径重构早期向村庄转移的土地开发权，此种分化根植于两地产权演进的历史脉络。本文建构关于产权变迁的历时性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两地产权制度的长期演化实践指出，产权制度能够对所处社会系统的利益结构与社会认同进行长期的适应性建构，从而推动制度的内生性变迁；同时，制度在历史中的延续并不必然带来制度韧性的强化，而是会因产权特性的差异导向不同的演进轨迹。本文呈现了中国产权实践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也为突破产权变迁的外部环境决定论与路径锁定分析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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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杨波：《顾客投诉的识别与化解：从积极预防到有效补偿》，《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摘要：面对顾客投诉带来的工作压力，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分化出紧张工作型、听天由命型和积极进取型三种类型。文章依据快递员和顾客的熟识程度以及顾客对快递服务的响应程度将顾客区分为包容型熟客、计较型熟客、包容型生客和计较型生客。快递员在识别不同顾客类型的基础上，从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两个方面来识别并化解投诉。在服务态度方面，快递员通过区分顾客类型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态度来降低投诉；在服务质量方面，快递员通过事前预案、事中管理和事后补偿来化解投诉。这些都意味着快递员早在快件收派之前就在对快件和顾客分类基础上进行了全过程管理。然而，面对计较型生客，快递员仍需要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效的服务质量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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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徐亮亮：《村干部女性化发生机制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与家庭的三维耦合分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6期。

摘要：随着乡村治理转型，村干部女性化现象越发凸显，妇女村干部的数量比例与岗位重要性正不断增加。以回村育儿年轻妈妈为主的年轻型女副职、长期留守在村的年长型女副职与其中精英女性所代表的年轻型女主职构成了妇女村干部的主要类型，其工作特点既包含女性特性的细心耐心、柔性韧性与情感细腻，也具有所属岗位行政工作及群众工作的不同偏向。基于国家、社会与家庭的三维耦合分析框架，治理现代化需求与家庭发展目标“工作家庭两相顾”的策略性耦合，为村庄女性提供了入职村委的制度生活基础；行政规范要求与生活治理转型“行政自治共推进”的需求性耦合，是村庄女性能够承担村委工作的岗位保证；村庄组织建设与女性个体价值“组织发展两实现”的发展性耦合，是村庄女性持续性承担村委工作获取工作意义的价值升华。以常人治村为特征的村干部女性化有助于构建稳定型乡村治理结构、规范化村级治理与回应型村庄服务，提升农村女性公共参与的同时仍需要激发村社活力，推进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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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佩娴：《劳动力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摘要：返乡创业青年是联结城乡的中间主体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基于皖南地区田野调查发现，在半市场中心地带，城乡关系进入县域生产要素流动与整合的新阶段，返乡青年通过创业实践的能动性调整，成为组织乡村要素对接城市的担纲者。一方面，将新结构中的“知识库存”再次带回地方社会，实现在传统产业中的创新突围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新的组织方式激活乡土沉淀性资源，使旧结构焕发新的社会活力。返乡青年在创业实践中推动了县域新社会空间的主体性重构，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互动与融合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应合理发挥调控、引导等干预作用来避免经济不平等，将发展成果惠及绝大多数人，将“城乡多栖”转化为城乡结构的势能。

全文链接：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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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伟：《注意力驱动:县域督查的运作逻辑——以湖北省黄冈市L县为例》，《求实》2025年第6期。

摘要：近年来,督查作为一种强化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将督查理解为领导注意力对执行注意力的调动,基于注意力的宽广度、稳定度、集中度等3个维度,构建注意力驱动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依托督查清单分类定责、督查组追踪施压、集体拉练排名竞争等要素,督查构建了一套注意力驱动的制度化模式,即缓解层级注意力不匹配的注意力引导机制、应对注意力漂移与偏差的注意力控制机制、强化压力感知的注意力动员机制。县级决策层借助注意力驱动的3重机制,推动县域体制高速运转。然而,县域治理过度依赖督查可能引发督查泛化,进而导致注意力焦虑和督查悖论的出现。在注意力有限性视角下,要适度限制督查的范围、频次、强度,维持基层主次分明、快慢平衡的治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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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何盼：《“何以归农”:返乡青年再农化的生成逻辑、类型分化与支持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就业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返乡青年的再农化实践成为重塑农业生产与乡村秩序的重要推力。返乡务农是农村青年在城乡关系变化、家庭再生产压力与农业经营机会等要素耦合下的理性选择，其再农化路径分化为以适度规模与精细管理为特征的技术型再农化，和以规模扩张与风险控制为导向的投资型再农化。政府应通过规范土地流转秩序、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为返乡青年的技术型再农化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拓展了对返乡青年再农化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内部多样性的理解，可以为构建青年友好型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与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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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晓映：《破解养老之困：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构的区位差异与内在机理》，《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6期。

摘要：厘清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进行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与市场中心距离的远近，形成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以中西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远，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弱，对低龄老人的养老支持较弱，但因有家庭劳动力在村务工，能够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以东部农村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因距市场中心近，农民家庭形成“以工为主”的家庭分工安排，家庭积累能力强，老年人有较为充足的养老经济资源，但因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高、时间灵活性弱，难以回应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低龄老人的自养之困，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龄老人的照料之困，是不同地区老年人养老的突出困境。因此，不同地区农村应针对不同的老年人养老困境，构建村社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和多层级市场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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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贺雪峰：《村民小组的轻治理与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治理研究》2025年第6期。

摘要：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包括村级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呈现科层化和行政化现象，基层治理出现了形式主义和普遍的“悬浮性内卷”。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群众提供公共品，其责任主体在国家和各级行政组织体系，农民群众享受公共品成果却几乎不承担责任，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客体，基层治理效率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农户家庭最近的一级组织——村民小组——在基层治理中缺位。在强国家背景下，国家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大量资源，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结合起来，办法就是让农民群众在村民小组一级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只要村民小组范围内农民群众可以形成基于“受益、决策和担责”合一的集体行动，基层治理就可以被激活，群众主体性就可以建立起来。只有建立了农民群众的主体性，村庄才能具有嫁接和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才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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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翠玲：《再造“附近”:邻里商铺与城市“地方”重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5年第6期全文转载（原文《新视野》2025年第1期）。

摘要：“附近”消失是“地方”衰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由此引发的社会、道德和心理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作为社区生活基础设施之一,邻里商铺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对于“地方”的生产具有重要价值,在人情味、地方时空、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邻里商铺的地方建构能力受到国家、市场、消费文化等因素影响,不同类型的商铺生产的地方感也迥然不同。对于城市治理而言,要想通过邻里商铺重新建构“附近”,就需要适当遏制资本主导的“士绅化”城市改造,保护平民和小商业者的城市权利,在维护城市社会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将不同类型的邻里商户培育为具有现代公共意识的地方主体,重建秩序、认同和归属。

全文链接：见《新视野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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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陈瑞燕：《个体家庭两相顾:县城青年生育观念变动与政策启示——基于鄂东南T县的实证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2025年第6期全文转载（原文《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摘要：生育观念变动是理解生育转型的重要维度。国家放开生育限制政策后,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成为影响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基于鄂东南T县的田野调研,探究县城育龄青年生育观念变动及其生育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都市青年生育观念发生个体化转型,县城青年生育观念呈现出“个体家庭两相顾”的矛盾特征。具体到生育行为上,县城育龄青年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且有生男偏好。研究认为,半城半乡的县城社会结构是形塑育龄青年生育行为与生育观念变动的社会基础,个体化理论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生育转型经验。具有半城半乡社会底色的县城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具有生育潜力的地方,构建生育友好型县城能够有效释放县城青年生育意愿。

全文链接：见《人口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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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夏柱智：《大稳定与小调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摘要：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是农地改革的重要契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基础。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要求是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稳定，助力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借用和拓展农地制度安排中的“大稳定、小调整”话语，有利于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制度改革的逻辑。坚持“大稳定”,重点不在于人地关系的范围或幅度，而在于政策强有力地保护普通农户土地经营权或耕作权，防止资本下乡背景下承包地不可逆地流转或者退出，造成社会矛盾。用活“小调整”,需要政府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动按户连片经营，破除土地细碎化。关键机制是地方政府结合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创新农地制度，发挥村集体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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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浩然：《迈向“动员型分配”：农村公共品供给与资源下乡方式转型》，《人口与社会》2025年第6期。

摘要：调整资源下乡方式是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重点。相较于“外部资源替代”与“外部资源转化”等方式，动员型分配强调外部资源对村庄内部资源的充分动员，在决策方式和供给方式上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动员型分配以资源激活村庄的动员机制为前提，以组织效能的释放机制为核心，以国家资源的事后支持机制为补充。动员型分配的内在逻辑是，以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对接方式为切入点，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动员型分配不仅高效供给了农村公共品，而且塑造了生动活泼的乡村公共生活和持续巩固的公共权威，避免了基层治理的内卷化。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为目标的资源下乡，需要在分配过程中形成对农民的组织和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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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佩娴： 《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协作互动机制——基于W市青年创新社群的调查》，《科学学研究》2025年第12期。

摘要：本文基于对15位元宇宙领域创新创业青年的深度访谈，以W市“元生代学院”为例，结合协作治理理论和互动治理理论，探讨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中，伴随式引领下国家、市场、社会多方协作走出了市场失灵和行政失灵的困境，实现党社结构的重塑和对广大创新创业者的社会动员。在伴随式引领模式下，通过社群组织的合法化与制度化建构、社群组织的认同与遵守、关系型契约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实现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协作，拓展了青年创新创业的实践空间，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内生性发展，为数字经济时代党政引领的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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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德福：《为老年人再造社群生活》，《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25期。

摘要：社区养老相关话题备受关注，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嵌入式服务设施虽有政策支持，但因成本高、服务与老人实际需求错位等问题，存在运营困难、资源浪费现象。老年人可分为自理与需照料两类群体，多数自理老人的核心需求是退休后重建地缘社交、开展社群生活及参与社区事务，而非精细服务。重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应转型为组织者，提供简易实用的免费场地，组织多样活动，开展技能培训，助力老人形成社群；同时集中资源，提升对少数需照料老人的兜底保障水平，避免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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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王德福：《谁主宰?——中国式小区中的行动者结构》，《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28期。

摘要：本文围绕 “谁主宰小区” 展开探讨，指出法律上业主是小区主人，但实际治理中存在业主与居民身份冲突、物业越位等问题。小区存在以公共事务为纽带的 “事缘社交” 形成的强关系行动者结构，以及以兴趣为基础的弱关系趣缘圈子。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核心作用是发挥 “催化” 功能，引导趣缘圈子增强公共性，制衡消极分子、激励积极分子，推动业主责任意识觉醒与组织能力提升，促成社会成熟，让业主真正成为小区治理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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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德福：《中国式小区的契约信任赤字及其重建》，《住宅与房地产》2025年第31期。

摘要：本文聚焦中国式小区契约信任赤字问题，以武汉南星小区从信任崩塌到重建的案例为切入点，指出小区信任核心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契约信任，其赤字源于质价相符感知错位、物业财务不透明等问题，且受物业服务契约缔约不充分、履约不确定、违约不对称的特殊性影响。文章强调信任是契约运转的关键，重建需物业主动公开服务与资金使用情况，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加强监管，更需培育成熟理性的业主群体，推动契约信任融入社区治理，实现多方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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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伍麟：《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现实路径》，《人大复印资料•精神文明导刊》2025年第9期全文转载（原文《人民论坛》2025年第12期）。

摘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国家关怀、社会关爱、个人关注”三个层面，提出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路径。通过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源头预防、“抓早抓小”，准确研判网络舆论发展趋向。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基层社区提供“主动给予、重点倾斜、兼顾普惠”的心理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文链接：//www.rmlt.com.cn/2025/0701/734104.shtml

33.杨华：《中国县域治理的结构转换及其逻辑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25年第9期全文转载（原文《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治理模式已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在此过程中,县域治理任务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并行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有效,但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一些挑战;县域治理体系中的条块关系从权力分散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党委和政府的统筹能力得到了提升,职能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对等逐渐转变为支配与依赖;县乡治理的体制机制也经历了从简约治理到“责权利”不匹配,再到治理重心下移的演变;基层工作方式从问题导向转变为任务导向,很多乡镇忙于应对上级的任务,而可能脱离与群众的一线联系;基层工作形态逐渐从治理主导转向创新引领,创新被县乡政府和部门视作展现政绩的手段,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形式主义、虚假创新等问题。未来县域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条块关系,加强县级统筹能力,减少考核事项,防止多中心工作机制变成责任转嫁工具,还要推动基层治理回归到简约高效,提高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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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贺雪峰、桂华：《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重塑与改进》，《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原文《政治学研究》2025年第3期）。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国家通过持续的惠农资源投入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质量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资源下乡在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的同时,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基层治理转变为主要完成上级行政任务,之前向内动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方法的治理模式难以持续,一些地方的基层工作出现了形式主义问题。如何优化资源下乡方式,促进国家资源输入进一步向基层有效治理转化,是振兴乡村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下乡不能转变成政府包办农村事务,一个具有活力且组织起来的村庄是基层有效治理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国家资源分类投入方式,将下乡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群众动员,不仅可以增强基层治理能力,而且可以回应“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新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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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朱博雨、伍麟：《青年“断亲”的行为逻辑与亲属关系再生产》，《人大复印资料•青少年导刊》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原文《当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断亲潮”在部分青年群体中悄然流行。青年“断亲”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亚文化现象与社会事实。他们通过“断亲”获取对自身社会交往关系的主动选择权，将“我无法选择‘谁是我的亲戚’，但可以选择‘跟什么人保持亲戚关系’”具化为个体行动；而作为“断亲”客体的长辈则认为这些青年“轻视传统”和“亲缘观念淡漠”，导致当前社会存在代际亲属关系充满张力与冲突的现状。同时，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也是促成“断亲”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数字技术与媒介平台对亲属关系双方的交往观念与交往模式均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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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万书润民：《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儿童社会化路径的区域差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原文《少年儿童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乡村儿童的社会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依据市场距离和村庄社会结构两个维度,划分出市场中心区团结型、市场中心区分散型、市场边缘区团结型和市场边缘区分散型4类村庄。在这4类村庄中,家庭、学校、村庄社会和同辈群体等传统社会化结构的完整性与支持力量依次递减,乡村儿童受移动互联网这一新社会化结构的影响逐渐加深,其社会化路径呈现出从现实性、身体化和社区化向虚拟化、去身体化和个体化转型的特征。移动互联网对乡村儿童社会化路径的影响是城乡社会转型与数字社会发展交叠影响之下乡村传统社会化结构的异化和弱化问题。为此,中西部等市场边缘区在社会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加强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对传统社会化结构的支持,帮助乡村儿童积极应对移动互联带来的社会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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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贺雪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逻辑与功能错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原文《青海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度作为实践经验在全国很多地区推广,遗憾的是推广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大没有不成功。原因在于合作社是面向市场的企业法人,为防止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必须要有更加复杂的制度设计,进而会涉及更高的制度成本,结果就是更加缺少市场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经营中容易失败。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所不同的是村支部领导村集体,其利用村集体资源优势建设村庄公共品,实现治理有效,从而为村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基础条件。市场的归市场,治理的归治理。目前农村村级治理的关键问题是村党支部领导村集体实现有效治理,而非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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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胡翼鹏：《“发明”社会学家——社会学史的另类书写与知识生产》，《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5年第10期全文转载（原文《开放时代》2025年第4期）。

摘要：社会学家是社会学史书写的核心线索，“谁”被当作社会学家写入学科史正传，逻辑地决定着“社会学是什么”的学理内涵。既有社会学史书写不仅涉及那些以社会学为职志的专业社会学家，而且还旁及一些与社会学学科没有直接关联，甚至批判否定社会学的“圈外人”。学科史书写者以社会学学科原理为准则，甄选可以作为学科外援的“圈外人”进入社会学史叙述脉络。当这些“圈外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时，他们就成了被发明的社会学家。发明是一种重要的新知识生产方式，“发明”社会学家则是社会学学科主动汲取外部资源以推进自身知识生产的另类途径。“发明”社会学家既能够从学者阵容、知识构成和学科原理等方面改变社会学的学科样貌，也可能导致学科畛域无序膨胀，导致“社会学是什么”等原理问题更加繁复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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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李向振：《作为民俗学关键词的“日常生活”及其研究范式——兼论生活结构理论的可能性》，《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5年第11期全文转载（原文《民俗研究》2025年第5期）。

摘要：“日常生活”是现代中国人日常用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将日常生活纳入民俗学学术视域，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剧烈变革对学科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科应对现代知识转型、学科危机等现实问题的突围之举。对作为学术术语的“日常生活”进行“名”与“实”的概念史讨论，有助于厘清“日常生活”之于民俗学的真正意义，进而帮助民俗学提出更具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洞察力的问题。此外，在梳理中国民俗学者围绕日常生活形成的主要范式基础上，借鉴生活结构理论探索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落实到个案研究的现实路径，也有助于推进当前民俗学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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